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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普拉斯台词【你经历过怎样的孤独?】
你经历过怎样的孤独?
有一种孤独,叫彼此期待又互相失望
说来也巧,最近随机看了三部电影,《水形物语》、《大佛普拉斯》和《一句顶一万句》,忽然发现,这三部风马牛完全不相及的影片,却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
《水形物语》说的是异类不被认可的孤独,哑女、水怪、同性恋老画家、苏联科学家间谍,甚至那个大反派安保队长,身上无一不散发着孤独的味道。这也就可以理解哑女为什么会爱上水怪,因为同命相怜,彼此懂得:“当他看向我时,他看着我的方式,他并不觉得我缺少什么,也不会觉得我是不完整的,他看到的我,是真实的我,他见到我很快乐,每次,每次见到他,都是如此。”
但我不太喜欢这部影片,因为有着“为赋孤独强说愁”的感觉,如果抽离了孤独的内核,也就是一个俗套的童话故事,就像《水形物语》的译名虽然看着高级,但如果翻译成“水怪故事”,就会被打回原形。
《大佛普拉斯》说的是穷人与社会疏离的孤独,对于像肚财和菜脯这样的社会边缘人来说,这个世界是黑白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所有想象,就像是熊猫对于一张彩照的奢望;这个世界能让他们窥见的色彩,也只能来源于老板行车记录仪中的影像。
影片用一句台词说尽孤独:“虽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类可以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但却没办法看穿每个人心里的宇宙。”以拾荒为生的肚财,渺小如他,也有着巨大的孤独,只能靠抓娃娃来疗愈、靠情色杂志来自慰、靠废弃的太空舱来安放自己狼狈不堪的生活,靠对菜脯的“欺负”和“炫耀”来找自己的自信和价值感。
再说《一句顶一万句》,据说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就被冠以“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之称,小说我还没有看,但在影片中也能够深深感受得到,那是一种庸常生活中,彼此需要却又互不理解、彼此期待却又互相失望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为贴近,也更为普遍。
影片用“说得着”和“说不着”来界定婚姻状态的好坏,我觉得这是对婚姻生活最简单也最洞彻的观察和体悟,很多婚姻走到尽头,都是败给无话可说。
对于婚姻来说,无话可说,意味着失去彼此理解的基础和互相交流的兴趣,纵同床共枕,仍各自孤独。
影片中每一对夫妻似乎都逃不掉这样的宿命,牛爱国与庞丽娜如此,牛爱香与老宋如此,蒋九和他的妻子如此,甚至蒋九和庞丽娜走到后来,应该也是如此。
他们每一个人,对于找个人说话,都有着热烈的渴望,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却成了一种奢望。
牛爱国想向蒋九妻子“借刀杀人”,编造故事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门外听了一夜,他们一共干了三回,还说话,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都多。”他在跟章楚红交谈后,说的也是,“我今天跟你说的话,比我这一年说的还多”;
庞丽娜在回答牛爱香对其与蒋九关系的问询时,也是这样说:“我不过想找个人说说话,在这样的小县城,再没个人说说话,那不把人憋死?”
牛爱香谈到自己要嫁给老宋的理由,也是“到了我这个岁数,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整天一个人,憋死我了。”
而她跟老宋结婚以后,却仍然变得无话可说,而老宋虽然同感如此,却仍觉得这婚“结得值”的原因竟是,因为牛爱国的女儿百慧,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愿意说话了……
难怪刘震云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这种孤独源自彼此的隔阂差异,因为不同频,所以无共振,你发出的信号,我却无法接收。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种原因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所给的,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所以牛爱国煞费苦心地学做松鼠鳜鱼,没话找话地试图与庞丽娜交流,却遭到了庞丽娜的漠然应对——
牛:好久没聊天了,今儿得好好聊一聊。
庞:聊。
牛:我想有点儿展望,不知你同不同意。
庞:好。
牛:等我有钱了,准备把修鞋铺子开大一点。
牛:等再有了闲钱,去一趟欧洲。
牛:我说的你好像不信。
庞:我信。
牛爱国虽然感觉到了对方的孤独,也意识到了交流的重要,但终究还是因为见识和能力所限,让这种交流沦于形式,甚至更加恶化。
还有一种原因是,彼此的交流有时差,你想要的时候,我不想给,你想给的时候,我不想要。
所以我们看到,当牛爱国试图挽回庞丽娜的心时,庞丽娜无动于衷;当庞丽娜想要斩断婚外情重回家庭时,在牛爱国那里却已是覆水难收。
第三种原因是,我们原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所以就说不到一个层面的话。
影片中,牛爱香与刘震云客串的相亲对象的一段对白,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刘:知道尼采吗?
牛:隔壁有一家理发店叫精彩。
刘:知道苏格拉底吧?
牛:又是哪家店铺?
刘:孔子总知道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牛:知道,欢迎词嘛。
在我看来,造成亲人间彼此孤独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亲近关系中的过高期待,而当对方达不到我们的这种期待,就会让我们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所以村上春树才会说:“哪有人会喜欢孤独,只是不想失望罢了。”
人是活在关系中的一种动物,需要在关系中明晰对方,也确认自己。关系这个词也颇耐人寻味:关,有相关义,有封闭义;系,有捆绑义,有牵挂义。所以关系更像是人类发明的捆绑游戏:有甜蜜,也有痛苦,会产生强大的助力,也会有过多的羁绊。在强大的关系中,个体往往也会变得强大,而越是虚弱的个体,也往往更依赖强大的关系。
当我们把对生活的美好期待,都寄托在别人身上时,失望也就在所难免。庞丽娜的悲剧也就在此:因为对牛爱国失望,所以去找蒋九,但蒋九也注定会让她失望,她又能去找谁?
她当然不会知道并真正懂得普鲁斯特的这句话:“要对爱情负责的不是另一半,是想象力。”也不会产生像余秀华那样的想法:“真正的归宿是不存在的。这么大一个地球,我们都只是一个过客,怎么能指望和自己同一物种的生物能成为自己的归宿呢?那些一出生就想嫁一个好男人的女人是可悲的,她来不及完善自己的生命结构就已经取消了让自己的生命丰盈起来的可能性。”
须知,想象力是能在暗黑的生活中为我们划亮的火柴,而丰盈的生命才能让我们在贫瘠的世界里顽强生长。
作为影片叙事和人物形象来说,章楚红的出现有些突兀,也有些单薄。感觉她的出场,其实就是为了来说这三句话的:
“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
“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
“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你是被别着心了。”
但这三句话说得确实有道理,真能想明白这三句话,我们的生活才能摆脱孤独,我们的心境才能变得通达,这并不是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看破生活真相却依旧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是在一地鸡毛、百年孤独的困境中,找到的一条突围之路。
如何评价电影《暴裂无声》?
大家好,我是龙虎。首先要说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但需要你调整好心态看的一部。虽无声,但此处无声胜有声。
《暴烈无声》这部电影整个都在缺乏台词的语言环境里,因为三个最主要的男性角色,都不怎么说话。张保民的舌头受伤了说不了,徐文杰有难言之隐不敢说,说话最多的是姜武扮演的昌万年,但也是言简意赅没有废话。整部电影的台词没多少,而且越是重要的角色话越少。这就是片名所说的无声,那暴烈呢?
暴烈其实不是那些动作戏,张保民的跑和打都是沉默的,最多只有喘和嘶吼,说不出来的那些话好像成为了他的动力,他可以做的是拿着一张照片沿着公路走,对遇到他的每一个人展示着,每次一身灰土回到家,带不回孩子的他,只能背对着妻子皱着眉头躺着,在无声的被妻子捶打着。所以当他知道孩子就在办公室套间里的时候,他不惜和十几个人打斗,也要拼尽全力,接近那扇门,他的行动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但是暴烈之后仍然是无声,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
《暴烈无声》属于一部黑色题材电影,整个过程压抑,它让你觉得希望是如此的渺茫,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展示的是现实一角,你所看到的巧合酿造的惨剧,其实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最精彩的地方也是恰恰是没有声音的地方,比如张保民带着女孩躲在山洞里的时候...结构上,前边是非线性叙事,后来是线性叙事,大白话说就是前边是农村骇闻,后来更像是新闻。看之前希望你思考一下,你能否接受这黑暗与绝望。忻钰坤说,这才是他真正的处女作...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心中有虎,不说上火。资深电影水货,如果喜欢,关注龙虎牌轨道影视,影视界一股清凉油。动动手指点赞评论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激励,谢谢。
2018年你看过最感动的一部电影是哪一部?
《我不是药神》最让我感动,告诉我们很多哲理,懂得很多道理如下;
一.健康的重要性
1、从社会看健康
一些疾病严重的危害着人们的健康,导致很多人群提前病、提前残废、提前死亡,会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男性要高度重视健康问题。
2、从工作看健康
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工作,没有健康的身体,不可能完成工作任务,甚至被繁重的工作任务压垮,健康应该引起每个人的重视。
3、从家庭看健康
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特别是重病,家人要来照顾,时间久了,会把家人拖垮,一人健康全家幸福。
健康十分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健康,保证身体健康。
二、活着就好,健康的活着更好
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人在面对生老病死是很无奈,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无比依恋和难舍,所以我们活着就好好的活着,珍惜每一天,快乐的活着,不留下遗憾,坦然面对死亡。
《我不是药神》有三句最经典的台词足以说明
1句.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
2句.4万块1瓶,我病了3年,吃了3年,为了买药,房子没了,家人也拖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3句.他才二十岁,他就是想活命,他有什么罪
三、要想别人尊重你,要用行动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不是药神》让我哭出声来的触动,是程勇去监狱的车上,在他这里买药的白血病患者来为他送行的场景,所有人都摘下了口罩,以示尊敬和认可,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想要别人尊重,得先做让人尊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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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静雯主演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好看吗?
最近收获豆瓣9.5评分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终于呈现了这种分裂,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之后,所有人都停留在各自内心的偏见、冷漠、恐惧构筑的牢笼里,拒绝理解,逃避沟通,却鲜有人关心悲剧产生的原因,甚至探寻原因的努力也被视作异端。正如该剧编剧吕莳媛接受采访时所说,“通常我们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选择不看或是咒骂,或是只要这个人消失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好,就是启示我们蛮受包青天那个时代的逻辑的影响,错了就铡了。”
“杀死一个人渣”是现代人应对悲剧事件最核心的诉求,很多时候也成了唯一诉求。人们并不关心悲剧发生的原因,更不会想到,一个人渣的产生,同整个社会可能的关联。去年电影《大佛普拉斯》中,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台词,暗合了这样的现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们可以登上月球,却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相比于《大佛普拉斯》那种温柔和调皮的残酷,《我们与恶的距离》处理各种矛盾时更倾向于冷眼旁观式的直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也并非完全无辜,就像剧中news哥自言自语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什么?”
被悲剧挤迫到一起的众人,袒露着自己的伤口,也同时袒露着各自的软弱、自私,每个人都像兀自旋转的孤独星球,封闭自己,拒斥他人,相比于这部剧的中文名字《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许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更贴合现实世界,这也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其中投射的一切,都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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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的电影《一一》中,杨德昌借着小男孩天真的眼睛,定格了现代社会的诸多残酷,其中有一条是:“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那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
杨德昌已经离开12年,有时候忍不住会想,这个有着台湾社会手术刀之称的导演,如果置身当下,以他的冷峻和精确,会如何讲述当下的故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聚焦的,其实也是一个“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的故事:看到凶手用自制手枪随机扫射9个无辜的人,但看不到凶手在一念之恶前,有过怎样的人生;指责媒体毫无节制和底线的报道新闻事件,却不明白“烂新闻”和“烂观众”之间,永远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危险关系;发现新闻中一名精神病患者犯错,就给全天下所有的病患贴上他们随时可能犯错的标签,于是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抛弃一下都来得理直气壮,不用担负哪怕一丝的亏欠。
?剧中,身为医护人员的妹妹宋乔平跟从事新闻行业的姐姐宋乔安讨论不够客观的新闻报道给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带来的困难。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处理得尤为出色的部分,是提供了当代社会的精确镜像。剧中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取自台湾地区的真实新闻,同样的新闻在对岸的我们这里也并不陌生,这两年的陕西米脂、上海世外小学、重庆巴南幼儿园、辽宁葫芦岛等地也发生过类似恶性事件。
凶手在网络上,在新闻片段中,一切仿佛与我们无关,现代人沉溺于上述假象制造的幻觉之中,对于这些事情的背后,对自己看不到的部分,统统做出一副我们不想了解的架势。每一次恶性事件之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类似的声音,“不要让我看到变态的新闻”、“还不杀掉,等着过年吗?”
这样的暴戾伴随着媒体的塌陷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健忘,人们的情绪能瞬间点燃,也能瞬间冷却,人们对一起悲剧产生的愤怒有多强烈,随之而来的遗忘就有多彻底,一切都瞬时而廉价。
一个绝望的现实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恶”就一直潜伏其中,法律可以消灭一个凶手,但并不能铲除孕育恶、产生恶的土壤,这大约是我们要面临的永恒谜题。《我们与恶的距离》聚焦于这种虚无,又尝试艰难地做出一点点改变,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的事情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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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花了大量篇幅来刻画社交媒体给现代人带来的分化效应。每一集的片头都由一起新闻事件引入,随之而来的是社交媒体上一个个虚拟又真实的声音。剧中律师王赦的扮演者吴慷仁在新剧宣传中提到了这种分化,“现在的社会真的对于,对于某些事件、对别人的关心太冷漠了,我们被脸书分化了,我们被赞、愤怒、微笑、苦笑的那些表情分化了。我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告诉你我要的,我给你的情绪投射是什么?我不需要负责。”
勒庞所描绘的“乌合之众”不再需要走上街头就能快速地找到彼此,社交媒体制造的一种假象是,好像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比以往更近,我们可以随意去评判和介入他人的生活,但事实上,正如剧中所呈现的那样,每个人都背负着难以稀释的痛苦,键盘上热烈的情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我感动,我们觉得彼此靠的很近,但事实上,相比以往,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孤苦,没有人真正理解对方,也没有人愿意作出这种努力。
社会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群情激愤的网友。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在《群体性孤独》(台译本为《在一起孤独》)一书中集中讲述了科技时代人类社会的种种病症,在对400多名受访者进行走访调查之后,雪莉指出当代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种表演性文化”,社交媒体似乎营造了人际更好的沟通,其实这是错觉,实际上却让人们更加孤立。一方面人类在网络上重新塑造自我,另一方面,这种塑造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越来越少见”。 人们用字母代替话语,用表情符号替代感觉,点亮一个竖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赞同和反对,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一种惯性的表演机制,科技的进步让这类表演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理清了表演性文化下这种群体性的孤独和群体性的残忍,《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此基础之上试图营造一个对话的空间——律师王赦一直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争取大家能平静下来,能想一想为什么。这也是整部电视剧的核心命题:在无解的悲剧面前,在科技便捷到今天的当下,人类还是否拥有对话和自救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在网上的义愤填膺之外,喊打喊杀之外,没完没了地标签化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外,仍旧有静下心来的勇气,能跳出自身的偏见和仇恨,让一起绝望心碎的悲剧事件,能够拥有“杀死一个人渣”之外,一个不同的结局。
剧中为“恶人”辩护的法扶律师王赦致力于了解犯罪者背后的原因,以避免未来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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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一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整部剧中最刺痛人心的,是凶手的妈妈哭着喊出的这个句子。关于剧中李晓明为什么会枪杀那么多无辜的人,电视剧始终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剧中安排了一条患思觉失调症(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症)导演的支线,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一路遭遇资本的摧残、众人的嘲笑、家人的不解,然后在病发的时刻成为一则社会新闻的男主角,在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后,迎接他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同情和理解,而是接连的排斥和恐惧,他被永远地当成一个病人。
他的故事大约能解答部分杀人犯从何而来的疑问,身处一个充满戾气和缺乏理解的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命运讽刺和不公,但极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恐慌,甚至一个眼神或社交媒体上无意的一个赞同或反对,可能都在无形中制造了我们身边的“恶”,我们一边咒骂,一边身为凶手而不自知。
“思觉失调症”的案例取自三年前发生在台湾的“小灯泡”事件,2016年,四岁女童小灯泡在骑脚踏车前往捷运站途中被一男子砍杀,小灯泡随即身首异处,后经警方调查,行凶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他与小灯泡素不相识,因为案件性质恶劣,当时全岛一片喊杀之声,让外界讶异的是,目睹事件经过、几度崩溃的小灯泡妈妈,在之后的社交媒体上和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出,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这位母亲的克制和隐忍一度让外界错愕,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对她进行攻击,但这位妈妈说,小灯泡是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当离开成为事实,这位妈妈希望这起不幸的事件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思考,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
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给了冉·阿让一张黄色身份证,让他成为永远的下等人和苦役犯。它是冉·阿让永远的标签,也凝结着那个世界中洗脱不掉的审判和偏见。如果没有遇到米利埃主教,拿着黄色身份证的冉·阿让,大约会被那个世界逼成可耻的窃贼和暴徒。
世界飞速进步的同时,人性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原地转圈,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并没有比冉·阿让的世界更好一些,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给出的答案是宽恕和同情。在这个刻薄的年代,面对汹涌的愤怒和仇恨,宽恕和同情永远是稀缺品,它们当然不会让愤怒或是仇恨消失,但正是因为这些品质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不至于真的崩塌。
大约还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概括的最为精确,“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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