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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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不久，以病归，相继在南通师范学堂及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并编译《农学报》与《教育世界》杂志。于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而死。

　　概况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又字伯隅，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浙江嘉兴海宁人，国学大师。

　　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王国维与罗雪堂、董彦堂、郭鼎堂并称为“甲骨学四堂”。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王国维著述甚丰，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

　　生平

　　1901年在罗振玉资助下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

　　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

　　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家庭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大事年表

　　1877年，丁丑，光绪三年

　　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

　　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十岁。

　　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即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十六岁。

　　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七岁。

　　3月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不中，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十八岁。

　　中日甲午战起，清军战败，极为震动。始知世有＂新学＂。

　　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

　　11月与莫氏成婚。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9月赴杭州再次参加乡试，不中。从1895年至此，撰成《咏史》诗二十首。1928年始发表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年底，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

　　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二岁。

　　2月，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26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氏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7月因患脚气病，回籍治疗。10月返沪，《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半工半读。是年，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杂诗》三首。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春，东文学社迁至江南制造局前之桂墅里，王氏学监，其与同学关系不洽，旋免职，但薪俸照拿。学社除日文外，始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王氏攻读甚勤。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即康德）、叔本华，并萌研治西洋哲学之念。是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

　　夏，庚子事变发生，东文学社因之而提前让学生毕业，秋即停办。王氏毕业返里，自习英文。秋，返沪，罗振玉请其译编《农学报》，自谓译才不如沈纮而荐其任之，自己则协助译日本农事指导。秋，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不久，召王国维等同至，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g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事会要》。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春，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归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方面的撰述常刊载于此。是年，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六岁。

　　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夏，张謇在通州（今南通市）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欲聘一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应其一年之聘。是年译《教育学教科书》。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3月，应聘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铁云藏龟》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译《西洋论理学史要》。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

　　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刊物改革。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来校任教。仍钻研叔本华思想，并深受其影响。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为《论性》）、《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教育偶感二则》、《汗德之哲学说》、《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释理》。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致力于研读康德学说。9月，汇编甲辰（1904）年以来刊于《教育世界》之文十二篇，为《静庵文集》。附古今体诗五十首，名《静庵诗稿》。11月，随罗振玉辞职，赋闲家中。是年撰《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静庵文集自序》。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

　　春，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4月，集数年间（1904-1906）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

　　8月，其父王乃誉病故，奔丧归里，并为之守制。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纪言》、《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教育小言十则》、《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之精神》。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4月，自海宁返京，住罗家。不久，经罗振玉引荐，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

　　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言其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这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一次转折。

　　7、8月，因其夫人莫氏病亡而归省，事毕即返京。

　　11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词43阙，成《人间词乙稿》。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三则》、《人间嗜好之研究》、《三十自序一、二》、《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小言十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孔子之学说》。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1、2月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

　　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

　　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5月，校《片玉词》。

　　7月，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对每家词数及其出处，均以按语说明。又辑《南唐二主词》。

　　8月，撰《词录》及《词录序例》，搜集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撰《〈词林万选〉跋》。

　　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为其研究戏曲史提供了材料。

　　10月，译著《辨学》（即逻辑学）一书刊出。11月，在《国粹学报》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境界＂说。手录明抄本《录鬼薄》，并作《跋》。作《古代名家画册叙》（1909年刊行时易名为《中国名画集》）。

　　12月，撰《曲品新传奇品跋》。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三十三岁。

　　1月，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国粹学报》第49期刊《人间词话》第23-39则。

　　2月，《国粹学报》第50期刊登《人间词话》第40-64则。

　　3月作《雍熙乐府跋》。

　　3、4月间，前后作《〈梅苑〉跋》、辑校《聊复集》并作《跋》、《〈碧鸡漫志〉跋》、《〈蜕岩词〉跋》。

　　4、5月间，作《〈赤城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及校勘记》、《〈宁极斋乐府〉跋》、《〈欧梦词〉跋》、《〈花溪志〉跋》。

　　6月，辑《后村别词补遗》一卷，并作《跋》；又校《后村别词》，并作《校记》。又作《〈乐章集〉跋》。修订《曲录》成六卷，又成《戏曲考源》一卷、《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居》。

　　7月，校《寿域词》，作校记、跋。

　　9月，校《石林词》，从《梅苑》中录得《孤雁儿》并序，补入《漱玉词》，并对原附《易安居士事辑》之讹进行辨误。

　　10月，校补《放翁词》，28日，与罗振玉、蒋黼、董康访法人伯希和（Pelliot）。29日，学部奏设编定名词馆，严复任总纂，王国维任名词馆协修。又校《片玉集》，并作跋。

　　11月，辑《优语录》一卷，搜集唐宋滑稽戏五十则，作《宋大曲考》、《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

　　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三十四岁。

　　2月，校《录鬼簿》。录《能改斋漫录》记杜安世一则，作《寿域词》补跋。

　　3月，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

　　5月，所译《教育心理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

　　6月译作《世界图书馆小史》始陆续刊出。

　　9月，作《〈续墨客挥犀〉跋》、《盛明杂剧跋》、《录鬼簿》补跋。将已刊《人间词话》64则进行修订，并加附记（此稿由俞平伯于1925年标点，次年朴社出版。此为此书最早之单行本）。

　　12月，草《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

　　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校《梦溪笔谈》、《容斋随笔》，

　　3月，校《酒边集》、《宾退录》，并分别作跋。校《大唐六典》，并作跋。春，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此为其治古器物学之始（1917年又订正之，成《隋虎符跋》、《伪周二虎符跋》）。

　　7月，见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将近几年所作校书题跋集成《庚辛之间读书记》

　　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三十六岁。

　　罗振玉藏书运抵日本，存京都大学，王国维与其一同整理，并与日本学者相过从，专攻古史。春，草《简牍检署考》，夏，作《双溪诗余跋》。

　　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

　　10月，《简牍检署考》撰成定稿。

　　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

　　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春，撰《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

　　5月，集1912年和1913年所作诗成《壬癸集》，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作《译本琵琶记序》。

　　8、9月间，撰《释币》（原名《布帛通考》）、《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9月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

　　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上、下），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稿本）。

　　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

　　2月，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此为近代关于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

　　4月又作《流沙坠简后序》，又成《补遗》一卷，附于书后。

　　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后易名为《雪堂丛刊》）。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并作序。

　　7月，读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并作跋。

　　9月，撰《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并作序。

　　10月，为罗振玉校写《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是年又作《邸阁考》。

　　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

　　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

　　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中旬，携眷返国扫墓

　　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等数篇。

　　8月，撰成《胡服考》。

　　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

　　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

　　12月，撰《生霸死霸考》。

　　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

　　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

　　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

　　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含《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的传周乐考》），草《毛公鼎考释》。

　　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下旬，始草《魏石经考》。

　　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

　　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

　　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

　　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

　　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

　　1月下旬，受罗振玉招至日本，2月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

　　4月，返海宁扫墓。

　　5月，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并作《自序》，又撰《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

　　6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编就《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释旬》、《释昱》。7月1日，张勋复辟。撰《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

　　8月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9月，草成《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序》。入秋，检古书古器物，题跋甚多，如《楚公钟跋》、《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唐尺考》、《裴岑纪功刻石跋》等。

　　10月，撰《韵学余说》、《江氏音学跋》、《五声说》。

　　11月，汇集近年间所撰文，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

　　12月，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稿本），据《唐语林》以校《封氏闻见记》。

　　1918年，戊午，民国7年，四十二岁。

　　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自本年起，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撰《经学概论讲义》。

　　2月，校《净土三部经音义》。3月以大徐《说文》音校《唐韵》反切，乃拟重订《唐韵校记》，4月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

　　6月，校陈辑本《苍颉篇》，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并附录《唐韵佚文》，作《匈奴相邦印跋》。

　　7月，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

　　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是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欲延其赴校任教，为其婉辞。

　　10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

　　11月草《随庵吉金图序》。12月，改定前所撰《唐韵别考》、《音学余说》，合为《续声韵考》，以补戴氏《声韵考》。

　　1919年，己未，民国8年，四十三岁。

　　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

　　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

　　3月，校阅《徐俟斋先生年谱》，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4月，罗振玉携眷归国，与王国维会于上海。伯希和在上海与罗、王会见，商谈学术。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

　　7月，作《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音学五书跋》。

　　8月，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含《唐写本残职官书跋》）等十数篇跋，均为日人狩野直喜寄来其游欧时所录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而作。

　　9月，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等。

　　10月，为乌程蒋汝藻编撰其藏书志。是秋，因脚气病发作，赴天津罗振玉处养病，

　　11月初始返沪，并接受《浙江通志》聘约，与张尔田共同负责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并似作《宋元浙本考》。作《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重辑仓颉篇自序》。

　　1920年，庚申，民国9年，四十四岁。

　　本年继续为蒋氏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并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周玉刀考》、《顾刻广韵跋》、《某君像赞》、《徐母太囗人像赞》、《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日本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四十五岁。

　　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继续为蒋编藏书。春，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

　　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

　　9月，去年撰述之《西胡考》刊出，12月，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1922年，壬戌，民国八年，四十六岁。

　　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

　　1月，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

　　2月，北京大学马衡集资影印王国维于上年所辑之《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

　　3月，撰《两淅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

　　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

　　8月，草成《五代两宋监本考》，为乌程蒋氏撰《传书堂记》。致书马衡，询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数、研究项目等事。为罗振玉撰《库书楼记》。

　　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四十七岁。

　　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寒假，仓圣明智大学解散，王国维所任《学术丛刊》编辑及该校教授至此结束。2月下旬一度返海宁故里。作《商鞅量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秦公敦跋》。

　　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乌程蒋氏编藏书志基本结束，历时近四载，编成经、史、子三部，集部至元末，明则为草稿。

　　5月离沪取海道北上入京，

　　6月1日，觐见溥仪。

　　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7月，作《梁伯戈跋》、《颂壶跋》、《唐贤力宓伽公主墓志跋》，校《抱朴子》。始草《魏石经续考》。夏曾至天津罗振玉处消夏。

　　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作《肃霜涤汤说》、《明钞本北磵集跋》。

　　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四十八岁。

　　3月，法人伯希和寄来《秦妇吟》全卷影印本，取与另本相校，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撰《论政学疏》，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

　　5月，撰成《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

　　6月，作《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

　　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

　　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quot；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四十九岁。

　　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

　　4月18日，移居清华园之西院。研究院同时还聘请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世称＂清华四大教授＂。另，聘李济为讲师。4月23日梁启超到校，6月12日，赵元任到校，住清华园之南院。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暑期，应学生会邀请向留校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

　　9月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办第一次教务会议，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到会。会上公布各教授普通演讲的讲题（即所开课程）与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讲题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练习，每周1小时，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含句法比较、成语比较、助词比较），《诗》中状词研究（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其余），左礼器之研究，《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

　　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

　　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五十岁。

　　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

　　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

　　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

　　7月26日，为燕京大学校讲演《中国历代之尺度》。9月上旬，研究院新学年开学，王国维每周讲演《仪礼》2小时《说文》1小时；指导研究学科范围为：（1）经学（含《书》、《礼》、《诗》）；（2）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3）上古史；（4）金石学；（5）中国文学。

　　10月，因其长子病逝，与罗振玉发生误会。撰成《桐乡徐氏印谱序》。

　　11月下旬，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

　　1927年，丁卯，民国16年，五十一岁。

　　1月，撰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

　　2月，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

　　3月，撰《金长城考》（后易名为《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

　　4月，编撰《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

　　5月12日，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会，并致辞。

　　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

　　遗书背面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6月3日，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8月14日，安丧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是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

　　治学特点

　　注重新发现，采取新方法

　　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创立和提倡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同时，又以阙疑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对甲骨文、金文所作考释，力求形、音、义都能说通，因而有较多的创获。这样，他便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成就。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蝶恋花》，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艺术境界观

　　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可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

　　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学术成果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国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在教书育人方面，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文学、美学研究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

　　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话》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 （《宋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

　　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

　　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金石、考古研究

　　王国维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所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及《古史新证》等。他第一次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又提出商周之际礼制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还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 缀合的第一人。

　　王国维为进行金文研究，从编辑《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入手，对宋代以来著录的金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又作《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文韵读》，以期“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他不仅先后撰写数十篇重要器铭的跋语，而且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的研究，着有《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玁狁考》等。同时，他还进行古器 物的研究，曾撰写《古礼器略说》，订正一些器物的名称，辨明它们的用途。

　　在简牍研究方面，他根据文献记载作《简牍检署考》，讨论古代的简册制度。后与罗振玉合着《流沙坠简》一书，曾撰写长序论述敦煌和西域所出汉晋木简的学术价值，考证汉长城和玉门关等历史地理问题，又作屯戍丛残部分的考释；他通过英国的斯坦因.A.的著作，注意到法国汉学家E..沙畹（1865～1918）原书标有每支木简的出土地点，因作序后重新考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附之书后，以供进一步研究。

　　王国维还进行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曾对宋代著录的晋前尺、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尺、巨鹿古城出土的宋尺，以及新莽嘉量等撰有跋语。《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根据17种古尺的实物拓本或摹本，结合文献 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尺度之“由短而长”以魏晋至唐增长最快的结论。

　　另外，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和《胡服考》，考证古代的建筑制度和服饰制度，虽然主要根据文献记载，但对考古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作《魏石经考》，首先讨论汉、魏石经的经数和石数，也和考古学有关。

　　史学研究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为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札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教育、图书馆学研究

　　王国维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 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

　　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作品

　　《静安文集》

　　《王国维遗书》

　　《王观堂先生全集》

　　《宋元戏曲考》

　　《曲录》

　　《人间词话》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诗词全编》

　　《红楼梦评论》

　　《流沙坠简》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后人研究论著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

　　《王国维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