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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人生哲思录_经典句子
『孩子和教育』
看着孩子可爱的模样,我心中总是响起一个声音:假如这情景能长驻该多好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孩子会长大,以后会有长大了的可爱和不可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挡孩子走向辉煌的或者平凡的成年。
即使有办法,我也不愿意阻挡,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童年无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为写在白纸上而格外鲜明,旁人觉得琐碎的细节很可能对本人性格的形成发生过重大作用。
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
成长是人生最重要而奇妙的经历之一,我们在一生中有两次机会来体验这个经历,一次是为人子女,在父母抚育下长大,另一次是为人父母,抚育孩子长大。然而,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未必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的处境都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因此,孩子怎样长大这始终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题目。
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坚持不懈地为孩子写日记,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在我看来,凡是有文化的父母都应该这样做,这是他们能够为孩子,也为自己做的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
据说童年是从知道大人们的性秘密那一天开始失去的。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孩子们过早地失去了童年,而大人们的尴尬在于,不但失去了秘密,而且失去了向孩子揭示秘密的权力。
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做人处世,如何思考问题。不过,学习的场所未必是在课堂上。事实上,生活中偶然的契机,意外的遭遇,来自他人的善意或恶意,智者的片言只语,都会是人生中生动的一课,甚至可能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
青春似乎有无数敌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学校,老师、家长、社会等等都是假想敌,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虚伪。当一个人变得虚伪之时,便是他的青春终结之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人能够抵御住虚伪的侵袭,依然真实,这该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做孩子的朋友,孩子也肯把自己当做朋友,乃是做父母的最高境界。溺爱是动物性的爱,那是最容易的,难的是使亲子之爱获得一种精神性的品格。所谓做孩子的朋友,就是不把孩子当做宠物或工具,而是视为一个正在成形的独立的人格,不但爱他疼他,而且给予信任和尊重。凡属孩子自己的事情,既不越俎代庖,也不横加干涉,而是怀着爱心加以关注,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商量。父母与孩子之间要有朋友式的讨论和交流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孩子便能够逐渐养成基于爱和自信的独立精神,从而健康地成长。
从一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最能看出他自己的人生态度。那种逼迫孩子参加各种班学各种技能的家长,自己在生活中往往也急功近利。相反,一个淡泊于名利的人,必定也愿意孩子顺应天性愉快地成长。
我由此获得了一个依据,去分析貌似违背这个规律的现象。
譬如说,我基本可以断定:一个自己无为却逼迫孩子大有作为的人,他的无为其实是无能和不得志;一个自己拼命奋斗却让孩子自由生长的人,他的拼命多少是出于无奈。这两种人都想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未遂愿望。
我常常观察到,很小的孩子就会表露出对死亡的困惑,恐惧和关注。不管大人们怎样小心避讳,都不可能向孩子长久瞒住这件事,孩子总能从日益增多的信息中,从日常语言中,乃至从大人们的避讳态度中,终于明白这件事的可怕性质。他也许不说出来,但心灵的地震仍在地表之下悄悄发生。面对这类问题,大人们的通常做法一是置之不理,二是堵回去,叫孩子不要瞎想,三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那答案必定是一个谎言。在我看来,这三种做法都是最坏的。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孩子,不妨与他讨论,提出一些可能的答案,但一定不要做结论。让孩子从小对人生最重大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保持勇于面对的和开放的心态,这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弊,有助于在他们的灵魂中生长起一种根本的诚实。
真实的,不可遏制的兴趣是天赋的可靠标志。
一个人的天赋素质是原初的,基本的东西,后天的环境和教育都是以之为基础发生作用的。对于一个天赋素质好的人来说,即使环境和教育是贫乏的,他仍能从中汲取适合于他的养料,从而结出丰硕的果实。
教育的本义是唤醒灵魂,使之在人生的各种场景中都保持在场。相反,倘若一个人的灵魂总是缺席,不管他多么有学问或多么有身份,我们仍可把他看做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蒙昧人。
把你在课堂上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都忘记了,你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是对智力素质的一个检验。
把你在社会上得到的地位,权力、财产、名声都拿走了,你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是对心灵素质的一个检验。
事实上,每个人天性中都蕴涵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因而都有可能依靠自己去发现和领略阅读的快乐。遗憾的是,当今功利至上的教育体制正在无情地扼杀人性中这种最宝贵的特质。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向有识见的教师和家长反复呼吁,请你们尽最大可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能保护多少是多少,能抢救一个是一个。
我还要提醒那些聪明的孩子,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们要善于向现行教育争自由,学会自我保护和自救。
是到全民向教育提问的时候了。中国现行教育的弊病有目共睹,有什么理由继续忍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日中国,教育是最落后的领域,它剥夺孩子的童年,扼杀少年人的求知欲,阻碍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它的所作所为正是教育的反面。改变无疑是艰难的,牵涉到体制,教师、教材各个方面。但是,前提是澄清教育的理念,弄清楚一个问题:教育究竟何为?
『幸福与苦难』
人生有两大幸福,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让自己满意,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给他(她)们带来快乐。
与快感相比,幸福是一个更高的概念,而要达到幸福的境界就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即使就快感而言,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也是十分有限的,差不多也是比较雷同的,情感的投入才使得快感变得独特而丰富。
一种西方的哲学教导我们趋乐避苦。一种东方的宗教教导我们摆脱苦与乐的轮回。可是,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下来。
苦与乐不但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区别。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苦与乐的数量取决于他的遭遇,苦与乐的品质取决于他的灵魂。
人生的幸福主要不在于各种外在条件,而在于你是否善于享受生活乐趣。生活乐趣的大小,则正如蒙田所说,取决于你对生活的关心程度。你把你的心只放在名利上,你对生活就会视而不见,生活就毫无乐趣可言。相反,你热爱生命,你用心品味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和场景,便会发现乐趣无所不在。
快乐更多地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任何一个品尝过两种快乐的人都可以凭自身的体验予以证明,沉湎于物质快乐而不知精神快乐为何物的人也可以凭自己的空虚予以证明。
人生的本质决非享乐,而是苦难,是要在无情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奏响生命的凯哥。
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上,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我们忙碌的身子一下子停了下来。灾难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事实上,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一切真实的悲剧都仍然是平凡生活的组成部分,平凡性是它们的本质,诗意的美化必然导致歪曲。
冒险与苦难一样,旁观者往往会比亲历者想像得更可怕。
『创造』
一个人的工作是否值得尊敬,取决于他完成工作的精神而非行为本身。这就好比造物主在创造万物之时,是以同样的关注之心创造一朵野花,一只小昆虫或一头巨象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样的工作态度中蕴涵着一种神性,不是所谓职业道德或敬业精神所能概括的。
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创造活动都是针对问题讲故事,是把故事讲得令人信服的努力。
自然科学是针对自然界的问题讲故事,社会科学是针对社会的问题讲故事,文学艺术是针对人生的问题讲故事,宗教和哲学是针对终极问题讲故事。
文化与工作是不可分的。对于一切创造者来说,文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中的艰辛和欢乐。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所热爱的那项工作,他藉此而进入世界,在世上立足。有了这项他能够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核心,他的全部生活围绕这个核心组织成了一个整体。没有这个核心的人,他的生活是碎片,譬如说,会分裂成两个都令人不快的部分,一部分是折磨人的劳作,另一部分是无所用心的休闲。
一个醉心于自己的工作的人,他不会向休闲要求文化。对他来说,休闲仅是工作之后的休整。
休闲文化大约只对两种人有意义,一种是辛苦劳作但从中体会不到快乐的人,另一种是没有工作要做的人,他们都需要用某种特别的或时髦的休闲方式来证明自己也有文化。
我不反对一个人兴趣的多样性,但前提是有自己热爱的主要工作,惟有如此,当他进入别的领域时,才可能添入自己的一份意趣,而不只是凑热闹。
一切从工作中感受到生命意义的人,勋章不能报偿他,亏待也不会使他失落。内在的富有找不到,也不需要世俗的对应物。像托尔斯泰、卡夫卡、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没有得诺贝尔奖于他们何损,得了又能增加什么?只有那些内心中没有欢乐源泉的人,才会斤斤计较外在的得失,孜孜追求教授的职称、部长的头衔和各种可笑的奖状。他们这样做很可理解,因为倘若没有这些,他们便一无所有。
圣埃克苏佩里把创造定义为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我认为非常准确。创造者与非创造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只是用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的东西,仅仅生产自己直接或间接用得上的财富;相反,前者工作是为了创造自己用不上的财富,生命的意义恰恰是寄托在这用不上的财富上。
真正的创造是不计较结果的,它是一个人的内在力量的自然而然的实现,本身即是享受。只要你的心灵是活泼的,敏锐的,只要你听从这心灵的吩咐,去做能真正使它快乐的事,那么,不论你终于做成了什么事,也不论社会对你的成绩怎样评价,你都是度了一个幸福的人生。
在任何时候,我的果实与我的精神之树的关系都远比与环境的关系密切。精神上的顿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它的种子必定早已埋在那个产生顿悟的人的灵魂深处。生老病死为人所习见,却只使释迦牟尼产生了顿悟。康德一辈子没有走出哥尼斯堡这个小城,但偏是他彻底改变了世界哲学的方向。说到底,是什么树就结出什么果实。一个哲学家如果他本身不伟大,那么,无论什么环境都不能使他伟大。
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能否有伟大的建树,归根到底取决于心智生活的总体水平。拥有心智生活的人越多,从其中产生出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伟人的机会就越大。
我们不只缺乏大诗人,也缺乏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作曲家等等,所以,原因恐怕不能只从诗坛上寻找。我认为,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如果说企业家式的能力是善用自己能力的能力,那么,前一个能力是前提,然后才谈得上善用它,首先必须创造出好的产品,然后才有推销的资本。而且,在两种能力中,我仍认为前一种比后一种价值更高,因为真正的文化价值是靠前者创造的,后者的作用只是传播业已创造出的文化价值和获得世俗的成功罢了。所以,有杰出才能的文化人仍应专注于自己心灵所指示的创造方向,犯不着迎合市场去制造水准较差但销路更好的产品,为此承受相对的贫困或寂寞完全是值得的。事实上,无论何处,最好的作品都不是最一畅销的,最畅销的往往是立场嗅觉特别灵的二,三流作者制造的产品品,我们对此应当心平气和,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情形。
在一切精神创造中,灵魂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是灵魂寻找形式的活动,如果没有灵魂的需要,对形式的寻找就失去了动力。
那些平庸之辈之所以在艺术形式上满足于抄袭,时髦和雷同,不思创造,或者刻意标新立异,不去寻找真正适合于自己的形式,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灵魂需要。
天才是伟大的工作者。凡天才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的习惯的人。当然,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在其中,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
世上大多数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了。
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天才来说,才能是沉重的包袱,必须把它卸下来,也就是说,把它充分释放出来。天才就是勤奋,但天才的勤奋不是勉为其难的机械的劳作,而是能量的不可遏止的释放。有时候,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养成了严格的工作习惯。
每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者,不论从事的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其所有作品是一个整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辈子只在思考一个问题,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辈子只在创作一部作品。
另一是具有挑战性,不但向外界挑战,而且向自己挑战,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自己,不断地在自己的问题方向上寻找新的解决。
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见证和践行了某个基本真理,当他在无人处向一切人说出它时,他的口气就会像基督。
先知与智者的区别,在于他不但思考,而且把思考变成行动,在行动中思考,用行动来思考。
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这一面,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是钟天地之灵秀的产物,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